孙嘉淦的案子结了，结得比所有人预想的都快。
刑部大堂上过了三堂，头一堂孙嘉淦还撑着不肯认，只说自己是奉旨送膳，不曾往粥里添过任何东西。
可第二堂时，他的声音便矮了下去，第三堂更是连话都说不利索了，只伏在堂上，肩膀一耸一耸的，也不知是哭还是笑。
供词画了押，顺带着又攀咬出三个太监，说是与他同谋，其中一个竟是养心殿里伺候了十来年的老人，连苏培盛见了那名字都愣了好一会儿。
案子报到弘时那里，朱笔一勾，全都批了“斩立决“。
行刑是在菜市口，五月初七的午后，日头毒辣辣地晒着，连风都是烫的。
孙嘉淦被押上囚车时，整个人瘦脱了形，衣裳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像一件穿错了的孝服。街上围了不少百姓，指指点点的，有人往车上扔了烂菜叶子，砸在囚笼的木栅上，溅了他满脸。
他没有躲，也没有抬头，只一直低着头，望着自己那双磨破了边儿的靴子出神。
后面的囚车里坐着那三个太监，都是二十来岁的年纪，脸色惨白得像纸，有一个一直在抖，抖得枷锁上的铁链哗啦啦地响。
行刑的时候，孙嘉淦忽然抬起头来，望了一眼天。
那天的天蓝得没有一丝云，干干净净的，像是被谁拿水洗过。
他盯着那一片蓝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轻轻笑了一下。
刽子手的刀落下去时，那笑容还挂在嘴角上，像一朵来不及凋谢就被人摘了的花。
围观的百姓哗然了一阵，随即便散了。
三具无头的尸体被拖走，地上的血迹用水冲了又冲，冲了好几遍才冲干净，只留下青石板上一道浅浅的暗痕，过几日便也淡了。
案子就算结了。
刑部的卷宗上写着“孙嘉淦挟私报复、投毒弑君“几个字，盖了大红的印，归档入库，从此再没有人提起。
案子结了，紫禁城里那层绷了十来日的弦却并没有真的松下来。
宫里的太监宫女走路依然轻手轻脚的，说话的声音依然压得比从前低了几分。
被替换掉的那二十三个人并没有放回来，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就像从这世上被抹去了似的。
新换上来的人个个面目端方，手脚麻利，见了主子便低头，见了上官便躬身，进退合度得不像真人。只是偶尔有两个老宫人在廊下碰面，会不约而同地停下来，互相看一眼，然后各自垂下眼走开，什么也不说。
那些被砍了头的人的名字，像被水洗过的墨迹，渐渐从人们的记忆里淡去。
朝堂上也没有人再提起孙嘉淦那日在乾清门前的弹劾了，仿佛那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只有赵不全知道，一些东西已经变了，弘时看他的目光，比从前多了一层说不清的东西。
赵不全每日照常上朝、照常办差、照常进出宫门，与往常并无二致，只是回府之后，独自坐在书房里的时间越来越长了。
五月二十的傍晚，方学成送来一封密折，是从西北快马递过来的，封口的火漆上压着岳钟琪的私印。赵不全拆开看了，脸上的神情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
折子不长，说的是一件事。
西北大营的满洲八旗兵丁因克扣军饷闹了事，先是几个老兵在营房里骂骂咧咧，接着便有人摔了饭碗、掀了桌子，到最后竟聚了上百号人，把管粮秣的参将围在帐里，逼着他要说法。
岳钟琪得了消息，亲自带兵弹压，用了半日的功夫才把那场骚乱平下去，为首的十几个兵丁被绑了，现在还关在凉州的牢里。
可岳钟琪在折子的后半段里说的话，让赵不全攥着信纸的手越收越紧。
他说这场骚乱虽然平了，可西北大营里的怨气并没有消。
军饷拖欠不是一两个月的事了，满洲八旗的兵丁们过得苦，绿营兵那边虽然也欠着饷，但方学成在分拨粮秣时总是一碗水端不平，绿营那边多补了些，八旗这边便短了些。
岳钟琪写到这里措辞极是谨慎，只含含糊糊地提了一句“恐日久生变“，可赵不全看得出，那四个字底下压着的分量，比半座凉州城还重。
折子的末尾，岳钟琪与方学成联名提了一个建议：
改革兵丁制度，将八旗与绿营的粮饷标准合一，不再分满洲、汉军、蒙古，一律按战功和军衔支饷。附着一篇更长的条陈，详细写了如何重定兵制、如何清查空额、如何统筹粮饷，洋洋洒洒数千言，条理分明，字字见血。
赵不全将那封信折放在案上，靠进椅背里，闭着眼，手指慢慢叩着扶手。
岳钟琪和方学成联名上这道折子，用意他很清楚，西北的八旗兵丁确实闹得厉害了，若再按之前“克扣军饷、逼迫闹事“的方略继续下去，只怕要闹出不可收拾的大乱子来。
可若就此改了兵制，把八旗和绿营的饷银拉平了，那赵不全之前费尽心机布的局便前功尽弃了。
他靠在那里思索了许久，窗外的天色从青灰变成墨蓝，院子里掌了灯，昏黄的光透进窗纸来，在他脸上投下一层暖融融的暗影。
赵不全睁开眼，忽然有了主意。
这件事不能只靠他自己办。
八旗制度牵连太广，满洲王公、宗室勋贵，哪一个不是靠这祖制吃饭的？
要动这桩事，得有一个在满洲宗亲里头说话有分量的人出来站台才行。
隆科多，最合适的人选。
这位佟家的掌门人，虽然被弘时冷落了不少日子，可他在满洲八旗里的根基还深着，那些老亲贵们见了他，多少还要给几分面子。
若能把隆科多拉进来一起推动改制，既有了满洲贵族的背书，又不用赵不全一个人顶在前面挨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