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白金汉宫。
1888年11月，寒风穿过铺满落叶的庭院，把宫殿的玻璃窗吹得轻轻作响。
阿尔伯特亲王遇害已经是六年前的事。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子弹夺走了他，也带走了维多利亚女王身上所有别的颜色。此后她一身黑衣，再没换过。
上了年纪，她倦于案牍。寻常政务如今大半交给大臣去料理，午后的时光，她乐得留给孙辈——在她看来，一个孩子的笑声总比大臣递上来的电报更值得分神。
可整个不列颠没人敢因此看轻她。含饴弄孙归含饴弄孙，坐在那身黑衣里的，仍是这个帝国真正的主人。要紧的事，大臣们必须先来同维多利亚女王商议。
格莱斯顿首相被引进来的时候，维多利亚女王正陪着小鲁珀特殿下玩一只鼓得圆圆的橡皮气球。殿下刚满四岁，抱着气球满地跑，她难得地弯下腰去接。脸上那点笑意，在看见格莱斯顿首相的一刻就淡了。
“到橡木厅去吧。”她说。
维多利亚女王先行。侍从从殿下手里接过气球，哄着孩子去了另一头。格莱斯顿首相跟在半步之后，靴子踩在长廊的地毯上，没有声音。橡木厅里生着壁炉，火舌舔着木柴，把满室寒意逼到了墙角。
女王的侍从与秘书随之进来，在门边站定。
“陛下，”格莱斯顿首相开口，“他们不能在这里。”
维多利亚女王眉头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随即点头。两名随员会意退出，顺手带上门。偌大的厅里，只剩他们二人。
格莱斯顿首相双手将一份简报递上。维多利亚女王在扶手椅里坐下，就着壁炉的光翻看，一页，又一页，神情始终没什么波动，像在读一份寻常的殖民地岁入报表。格莱斯顿首相静静立着。半个钟头过去，她才合上文件，抬起眼。
“经过反复权衡，”格莱斯顿首相说，“内阁决意，与俄国开战。”
维多利亚女王没有立刻说话。她把简报搁在膝上，示意他讲下去。
“陛下，请容我从几个数字说起。”格莱斯顿首相的声音不高，“印度有两亿五千万臣民，近七倍于本土人口。这片领地最要紧的一点是——它自己养活自己。印度的行政、印度的驻军，从不需要本土国库补贴一个先令，全由当地的税赋支应。不仅如此，它每年还向伦敦上缴一千五百万英镑上下的各项费用：驻印军队的开销、铁路的担保利息、印度事务部的经费。这是净流入本土的进项。”
他停了一停。
“这还没算贸易。兰开夏织机上近半数的棉布销往印度，它是我们最大的买主。从苏伊士到亚丁，从锡兰到新加坡，我们在东方经营的每一座煤站、每一处商栈，追根究底，存在的理由都只有一个，守住通往印度的那条航路。印度陆军虽然水平很差，但是那可是二十余万随时可调的兵员，我们当初打赢北美战争靠的也是这些炮灰。”
“没有印度，大不列颠不过是一个体面的欧洲王国。有了印度，才成其为一个世界帝国。这块支柱一旦抽走，余下的一切，航线、煤站、军队、进项，都会跟着崩塌。”
“俄国人现在已经不满足于隔着中亚遥遥相望。他们的铁路修到了马雷，势力进入了阿富汗，如果让他们翻过兴都库什，出了开伯尔，就再没有一座山、一条河拦得住他们，一路平地，直到德里城下。”
“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早已不是他们会不会南下的问题，而是我们还剩多少时间的问题。”
他顿了顿。
“正因如此，圣彼得堡开出的所谓‘平分阿富汗’，不是妥协，是他们下一步动手之前的歇脚。今天分我们半个，让我们松口气。明天缓过力来，连这半个也要拿走。到后天，他们就站在开伯尔山口上，向我们讨要印度本身。”
“君士坦丁堡的教训还不算远，陛下。当年海峡一丢，黑海已经成了俄国人的内湖。阿富汗要是也这么一寸一寸割下去，它就是下一个君士坦丁堡。这一次我们不能后撤。”
维多利亚女王听完，只问了一句:“有必胜的把握吗?”
“陛下，我们永远不可能输。”格莱斯顿首相答得毫不迟疑。
维多利亚女王看着他。这话底下的意思，她听懂了，最坏，也不过是一场平局。
她抬了抬手，让他继续。
格莱斯顿首相走到厅角。那里立着一只黄铜支架的地球仪，比人腰略高。他伸出食指轻轻一推，转到俄罗斯那一面，指尖贴着那片辽阔到荒谬的疆界划过去。
“陛下请看。保加利亚。”他停在巴尔干那一小块上，“俄国人当年打着解放斯拉夫兄弟的旗号南下，信誓旦旦要给他们一个独立的公国。可第一次近东战争之后，就忽略了保加利亚人独立建国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