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同时僵住了。
“报告！”门外传来值班军士的声音，带着明显的紧张，“团长阁下——师部宪兵队的人……来了。”
团长佩罗内上校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灰白。
他看向斯佩雷。斯佩雷站在那里，背挺得笔直，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早就知道这一刻会来。
库代尔少校上前一步，低声对佩罗内上校说了一句话。声音太轻，斯佩雷没有听清——但他看到自己舅舅的肩膀垮了下来，像是一瞬间苍老了十岁。
佩罗内上校闭了一下眼睛。然后他走到门前，深吸一口气，把手放在了门锁上。
在旋转锁扣之前，他回过头来，最后看了自己的侄子一眼。
“不管你信不信，”他的声音沙哑而疲惫，“我以前也跟你想的一样。”
然后他开了门。
门外站着三个宪兵。为首的是一名宪兵上尉，手里拿着一份盖了红印的逮捕令。他的表情是职业性的冷漠。
“佩罗内上校，”宪兵上尉开口了，“我奉第78步兵师师长莱克洛少将之命，前来逮捕涉嫌越境攻击事件的相关人员。请问....”
他的目光越过佩罗内上校的肩膀，看向了房间里那个笔直站立的年轻军士长。
“斯佩雷军士长在这里吗？”
斯佩雷向前迈了一步。
“我在这里。上尉。”
....
斯佩雷军士长、欧斯特少尉、因杜诺中尉——这三人被认定为行动的主要组织者和指挥者，他们在事发后四十八小时内即被宪兵队逮捕羁押。
随后的一周内，参与行动的其余人员也被陆续甄别、拘押。最终被移交军事预审法官的共有五十三人，另外，还有7名法军士兵和11位平民在追捕中，在这次事件里面，一共有28名法军或法国平民死亡。
指控的核心事实如下：1887年11月某夜，上述人员在未获任何上级命令的情况下，擅自携带武器弹药越过法奥边境，对奥地利帝国设于洛林边境地带的三座哨站发动突袭。行动造成十八名奥地利守军伤亡或被俘。三座哨站的通讯设备被破坏。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个足以引发战争的事件。
消息封锁了不到三天时间。
《自由言论报》率先刊出了整版头条：“近百名法国军人夜袭洛林，三座奥地利哨站陷落。”文章将斯佩雷等人描述为“被祖国遗忘的失地之子”，把那个夜晚渲染成一幅浪漫主义战争画，八十多个年轻人在月光下涉过边界，为了他们的故土和同胞举起了步枪。措辞激昂，配了一张想象中的夜袭插画，当然细节完全不准确，但足以让每一个读到它的巴黎人心跳加速。
《费加罗报》的社论则带着明显的惊恐：“这是一场战役。谁授权的？如果没有人授权，那更加可怕，这意味着帝国军队中存在一个不受控制的秘密组织。政府必须向维也纳作出充分解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小日报》则是用了整整三天的连载来刊登“洛林九十九人”的故事，从斯佩雷的家族渊源讲到因杜诺中尉在洛林出生、在被割让后随家人逃难至法国境内的童年记忆。报纸在一周内加印了四次。
而在街头巷尾，在咖啡馆和小酒馆里，人们开始用一个简短的称呼“九十九”来指代这件事。
总体而言，巴黎的民意天平倾向同情这些人的。
法国人或许对方式有所争议，但69个军人和30位平民甘愿冒法庭的风险、甘愿断送自己的前程去做这件事，总是令人钦佩的。
在一些激进派眼里，“他们做了我们每个人想做但不敢做的事。“
乔治·欧内斯特·布朗热将军在这个时空也是个高喊复仇口号的将军，但是他没有当过战争大臣，自然也没有原本历史上的影响力，很快就退休了，不过他和许多爱国右翼组织是有联系的，他也意识到这件事对自己好像有莫大的帮助，可以拓展自己的声望，帮助自己竞选议员。
于是，他在爱国者联盟的巴黎总部发表了公开演说：
“这99个人不是罪犯！他们是法兰西的良心！当政府选择遗忘洛林的时候，是他们替整个民族记住了那片土地！”
演说被全文刊载。次日，爱国者联盟主席保罗·德鲁莱德发表声明，宣布联盟将“倾尽全力”营救被送上法庭的五十三人。紧随其后，法兰西反犹太联盟的爱德华·德律蒙在他的《自由言论报》上连续发文，将事件与“犹太银行家操纵的对奥绥靖政策”挂钩，声称“出卖洛林之子的命来换取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和平”。法兰西祖国联盟也发表了要求“宽大处理“的联名信，签名者包括十七名法兰西学院院士。
一场“营救五十三人”的运动就这样在巴黎右翼各派的合力下迅速成形。集会、请愿、游行、募捐，在短短两周内，巴黎的墙上贴满了印着释放五十三人的海报。
而这一切，恰恰发生在卡尔皇子抵达巴黎进行访问的前夕。
法国的外交次长阿兰·德·贝努瓦先生在过去的十天里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他面对的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他需要一边要向维也纳表达足够的歉意以防止外交关系彻底破裂，一边要避免在国内舆论面前显得“跪舔奥地利”。
而现在，卡尔皇子的马车即将驶入巴黎驶入这座正在被左翼和右翼同时撕裂的城市。
那天下午的巴黎像是一锅正在沸腾的水。
从北站到爱丽舍宫的路线上，至少有三场互不相干的游行在同时进行。右翼的队伍最为壮观，大部分爱国者联盟的成员穿着统一的深蓝外套，挥舞三色旗，高喊“洛林是法兰西的！”“释放五十三人！”“奥地利人滚出洛林！”他们的队伍里混杂着反犹太联盟的人，举着更加刺眼的标语牌。
与此同时，左翼的工人队伍从圣安托万街方向涌来，他们喊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要和平！要面包！”“我们要加薪！”。
还有反对帝国对西班牙用兵的和平主义者，举着“不要战争”的横幅，试图在两股人流之间维持自己的存在。
在这幅混乱的图景中，一辆没有任何徽章标识的黑色四轮马车从一条侧街悄然驶出。
马车里坐着两个人。
法国的外交次长贝努瓦先生歉意地说：“殿下，请您务必谅解这样的安排。鉴于目前两国关系的……微妙局面，以及巴黎此刻的态势，我们实在不得不以这种方式护送您进入城区。我向您保证，这绝非对您本人或对奥地利帝国的怠慢。”
卡尔皇子抬了抬手，制止了贝努瓦越来越繁复的致歉。
“不必解释了，次长先生。我理解。而且，这还让我感受到了巴黎的另一面。”
贝努瓦先生讪讪一笑。
而卡尔皇子心里面则是在思索着法奥和法西之间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