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九二、对袁文开始了
如果财政是慢性毒药，教育是培养反叛者的温床，那么哈米德二世在1878年解散议会、中止宪法的决定，就是把所有可能的改良路都焊死了。
他此后统治帝国长达三十年，用秘密警察、书报检查和流放营压制一切反对声音。
青年土耳其党人在1908年发动革命，时间点几乎与晚清立宪派绝望、革命党崛起完全同步。他们的逻辑和谭嗣同斩首、梁启超流亡之后的革命党如出一辙：你堵住了所有和平改良的通道，剩下的就只有暴力推翻。
1914年，恩维尔帕夏把奥斯曼帝国绑上德国的战车。
四年后，帝国解体。1922年，末代苏丹穆罕默德六世乘坐英国军舰逃离伊斯坦布尔。
次年，凯末尔在安卡拉宣布成立土耳其共和国，哈里发制度被废除，苏丹家族流亡海外。
坦齐马特试图通过向西方学习来拯救旧帝国，结果旧帝国被学习来的那套西方思想亲手处决。
这场改革本质上是一种自杀式生存，不改革会被列强肢解，改革会从内部长出无法兼容的新生命。
奥斯曼帝国选择了改革，然后被自己生出来的孩子杀死了。
在世界近代史的叙事中，日本的明治维新常被视为亚洲现代化的典范。
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奥斯曼帝国的坦齐马特改革，才是欧洲以外第一个由非西方大国推动的全面西化尝试，它为整个亚洲的现代化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坦齐马特改革开创了亚洲“西化”的先河，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帝国的边界。史料明确指出，它曾是亚洲另外三大重要改革的参考范本。
清朝的洋务运动、泰国的查克里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
坦齐马特改革的故事，远比“欧洲病夫”的标签复杂得多。
它是一场充满矛盾的现代化斗争：一场由内部藩臣而非外部强敌触发的变革；一场深刻影响了日本却被后世遗忘的探索；一场以国家生存为目的的平权运动；一部诞生于国家破产、却被其批准者亲手扼杀的宪法。
尽管改革最终未能挽救帝国，但它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它打破了旧有的阶级壁垒，培养了一批以才干而非出身为基础的新式精英。
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是，改革的核心领导人之一、官至大维齐尔（相当于宰相）的阿里帕夏，竟是伊斯坦布尔一位鞋匠的儿子。
奥斯曼帝国的实验揭示了，一场由危机驱动的改革，如何在播下希望种子的同时，也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
但是把改革成效有限都归咎于欧洲列强也是不合理的，事实上正因为帝国没能对旧势力进行有效的打击，依然行政效率低下，才导致财政匮缺，有战斗力的军队数量不足，以及背负了极高的外债。
如果我们对比之前沙皇俄国的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就会发现坦齐马特改革的成效有限与领导者缺乏魄力手腕有极大的关系。
绝对主义国家演变为民族主义国家，就是那个时代的天下大势。奥斯曼帝国并不具备东方中国这样的大一统传统，其土崩瓦解几乎可以视作必然的结果，并不是改革与否所能决定的，只能决定其迟早而已。即便是称雄百年的俄罗斯，也因苏联解体而成为民族主义国家。
19-20世纪，一个个庞大的帝国轰然崩塌。
但无论如何，奥斯曼帝国在崩塌时保住了本民族的基本盘，在一战中加里波利战役打出了击毙英法联军25万人的战绩。
如果完全不改革，奥斯曼帝国更可能被列强彻底瓜分，而后成为若干个比现在土耳其小得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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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往往酝酿于开始。
是开始在另外一个时段的最终表现形式。
博弈永不停止。
温政却希望停下来，回到原来烧坊的日子，袁文陪在身边，孩子们环绕在膝下，朋友四顾，大口吃肉，大口喝酒。那是何等的畅快。
可惜，他做不到。
因为日本人的野心永远不会停下来。
卧底永不能眠。
子爵请袁文前往伯爵咖啡馆“现场”复盘伯爵遇刺的经过，袁文没有理由拒绝。